巴新宣布关闭“巴新驻台湾商务代表处” 中方：高度肯定和赞赏******
中新网北京1月12日电 (记者 黄钰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2日主持例行记者会。
有记者提问 ：据报道 ，巴新外长特卡琴科日前宣布，关闭“巴新驻台湾商务代表处”。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
汪文斌：中方对巴新政府宣布关闭“巴新驻台湾商务代表处”表示高度肯定和赞赏 。这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完)
气候江湖的小气候与大格局******
着急的古铁雷斯
即便 是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亲自上阵 ，敦促各方在马德里达成全面气候治理方案，但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显然 是过于着急了。
既要就《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通过市场机制降低减排成本、提高力度 的制度安排)进行谈判 ，又要对2020年前实施和力度情况进行盘点 ，还要开展“华沙损失与损害国际机制”评审 ，同时要解决气候资金这个老大难问题。多目标、无重点的齐头并进 ，使谈判进一步复杂化。
图片来源：联合国气候大会官网而没有经验 的大会主席施密特，因身体原因无暇他顾 的执行秘书埃斯皮诺萨，没有担当的美国 ，缺少建设性的欧盟，灵活性不足的巴西……诉求的高度多元和“大佬”的缺乏 ，让气候的江湖在马德里陷入僵局 。
延期40多个小时后 ，2019年联合国气候大会15日在西班牙马德里落下帷幕 。最漫长的气候谈判记录 ，没能换来满意 的会议成果。
虽然以多边主义推进气候谈判得以坚持 ，“智利-马德里行动时刻”及其他30多项决议被大会收入囊中，但关键 的《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未达共识 ，碳交易机制未取得实质成果 。
主要议题的流产，使得成果清单缩水。这份有限协议 ，辜负了各方 的期待 。
意料之外 ，意料之中
事实上，这个结果也不意外。每年年末 的这场近200个国家的集结，不过 是国际气候谈判多边进程的一个缩影。
无论是“大年”还是“小年” ，谈判延时似乎 是不确定的气候谈判中最确定 的事。由于纷争而导致无法达成各方满意 的成果或留待下年继续讨论的例子比比皆是。
但这就 是多边机制——需要谈判各方达成一致 ，才能通过相关决议 ，最终实现“人人都不满意 ，个个都能接受”的结果 。看上去低效 ，却又难以找到替代方案。
用“灾难性的”“极度平庸”等情绪化的词语，来给马德里气候大会盖棺定论，似乎有失公允。
不如让我们拉长时间和空间的维度 ，来看看全球气候治理这个江湖。
《巴黎协定》的政治遗产
自1992年以来 ，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 ，一条不变的主线 ，是围绕“共同但有区别 的责任”原则，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资金和技术解决方案 。
近些年气候谈判经常陷于焦灼 ，一个重要原因便 是“共同 的责任”被过度强调，而“有区别的责任”被选择性忽视。
当然 ，也有不断变化的趋势 ，我们不妨称之为“巴黎协定遗产” 。
这个遗产之一，便是谈判成果的达成从自上而下的约束性减排目标规定(如《京都议定书》对公约附件一缔约方的定期量化减排要求) ，逐步转为自下而上 的国家自主贡献(《巴黎协定》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
在这个进程中，虽然“共同但有区别” 的原则依然体现在目标 、资金 、技术等各个方面，但国家作用及其区别责任在弱化 ，非国家主体(如省州、城市) 的作用在提高 ，全球气候治理结构正在起变化 。
形成新 的治理体系和秩序需要制度、规则、程序等的全面构建 ，以及相应时间 的调校与和适应。未来 的全球气候治理到底是什么样的模式 ，眼下似乎并不清晰，但多元共治应当是基本共识。
气候领导力下降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 ，反对力量影响增加 ，气候领导力在降低。
在多边机制中，需要各方共识才能达成一致，反对力量历来扮演重要角色 ，气候江湖里 的攻守是常态 。
在《巴黎协定》的谈判过程中 ，用“双边”促“多边”既 是鲜明的特色 ，也 是基于实际 的策略选择 。
中国、美国以及欧盟、基础四国、“77+中国”等主要利益集团 ，通过各种双边磋商优先达成共识和协议 ，从而为进一步的多边谈判奠定基础，继而以相关的协议框架促成多边成果的达成。
这 是《巴黎协定》谈判的重要遗产。
然而，随着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 ，强化了自身及与其立场相近国家 的反对势力，其影响日益显著，加之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众多国家主要谈判代表更迭，增加了未来气候政治和谈判 的不确定性 。
“国家利益至上”与“同一个地球”的气候观迥然不同，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的回潮对《巴黎协定》落实形成巨大阻力。
发展新背景不容忽视
应对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而气候变化谈判 的实质 是发展权问题。实现发展与保护气候的微妙平衡 ， 是多边机制达成的关键 。
发展问题就在眼前，制约发展的因素愈发凸显 ，发展中国家 的发展诉求十分迫切 ，发达国家民众对福利 的减损也非常敏感 。
随着全球经济进入平台期 ，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 ，以发展平滑经济社会变化恰恰与应对气候变化出现方向上的不一致。
与此相对 ，气候变化问题 是基于科学的研判 ，其应对不同于一般常规污染控制，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和全球性议题 。
需要充分考量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变化，需要转变生产、消费和贸易方式，建立低碳、循环、可持续 的新发展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 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 、交通和基础设施结构、土地使用等方面的一系列变革，并且需要全球范围有机协调的一致行动 。
在应对气候变化 的谈判中，参与方 的利益一致性 是难以解决的多元方程式，即期发展权被置于放大镜下，远期权益却浓缩成远处地平线 的若干个小点，前者是国家利益主张 ，后者是全球共同关注 ，二者博弈的力度显然不对等 。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方面其社会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直接关联，或者说是与对应 的化石能源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并没有脱钩 ，发展方式决定了大幅度降低排放即便有理论上的可能性 ，实践中需要做出的牺牲之大无法忽视 。
另一方面 ，发展中国家还要承接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资源能源消耗大 、污染相对严重的产业，在缺少必要资金技术支持条件下 ，实现绿色发展困难重重 。
与此同时，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保护主义抬头 、民粹主义盛行 ，及其引发的贫富分化 、产业链断裂或重置 、能源安全、消费降级等问题 ，都在影响着绿色低碳转型的进程 。
探索改革和创新模式
应对气候变化 是个世界性大命题。硬币 的一面是全球变暖 、生态恶化等危机；硬币的另一面 是人 的需求 ，尤其是发展需求的不断提高 。
解决大命题，需要政治意愿，需要一往无前 ，需要改革创新，需要着眼大局 。但最需要 的 ，或许是跳出气候江湖 的小气候 。
从全球社会经济的转型发展入手，促进全球及各利益相关方 的发展与保护共赢 ，创造能源低碳转型和气候韧性发展 的新格局和新路径，才 是解决气候问题 的正道 。
在探讨责任机制的同时 ，首先需要解决参与方的利益，利益平衡 是责任落实 的前提 。
强化利益分享不是“诗与远方”的愿景勾勒，而 是“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的实际担当 ，且发达国家要率先垂范。
发展中国家的民生问题如何能在应对气候变化 的国际协调机制中得到有效保护 ，如何让先发展 的国家给迫切需要发展 的国家腾挪出必要 的“气候预算” ，以及新能源如何在成本上和能效上优于化石能源等 ，都 是日程表上的优先事项 。
近年来绿色气候融资的发展、气候治理结构 的转变、商业及投资模式 的创新 ，以及技术进步，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新机遇 。
此次气候大会期间 ，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欧洲绿色新政》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 ：他们许下了让欧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碳中和大陆” 的承诺 。
而中国的改革发展 、能源转型、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在全球治理中 的作用和领导力也令世界充满期待。
中国正在加速推进 的绿色转型，将为中国乃至世界 的能源革命、气候韧性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探索和经验。
期待格拉斯哥
马德里气候大会已成过去 。气候的江湖依然喧嚣 。
马德里不相信眼泪。气候 的江湖要形成大气候 ，需要政治雄心 ，需要全面行动，更需要合理机制 的保障 。
格拉斯哥期待奇迹。因为我们相信，气候的江湖 是个大江湖 ，也 是一盘事关人类未来和文明重塑 的大棋。(俞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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