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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需要怎样的人工智能 ？国际合作全球治理成为共识******

　　中新社北京12月5日电 (记者 孙自法)世界需要怎样 的人工智能 ？12月4日至5日在北京举行 的2021人工智能合作与治理国际论坛上 ，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思想领袖和实践者线上线下“云”集一堂 ，共商人工智能发展大计 。论坛开幕式上，国际组织、政府部门和学术界代表就对人工智能 的国际合作 、全球治理形成共识 。

　　联合国助理秘书长 、秘书长技术事务特使办公室主管官员玛丽亚·弗朗切斯卡·斯帕托利萨诺表示 ，人工智能 是联合国秘书长发布的《数字合作路线图》中提到 的关键数字挑战之一。作为一项能够带来真正变革的技术，人工智能 的应用也伴随着严峻挑战。在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益处 的同时，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更好 的引导与合作。

　　她说，联合国秘书长在《我们 的共同议程》报告中强调了要加强人工智能领域 的全球监管 ，提议要建立一个由多重利益攸关方参与 的全球人工智能合作新机构 ，特别强调要纳入全球南方国家及其观点的重要性 。“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建立普惠包容 、反应迅速 、且行之有效的全球合作架构，以此应对人工智能带来 的各项挑战” 。

　　中国科技部副部长李萌指出 ，中国秉持科技向善 ，高度重视人工智能治理 。他认为，未来 ，人工智能治理要倡导敏捷治理理念 ，实现人工智能发展与安全 的平衡 ；倡导包容共享理念 ，实现不同群体共享智能红利的平衡；倡导可持续发展理念，实现智能化与绿色化的平衡 ；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实现差异发展与合作共赢的平衡 。

　　在中国工信部副部长徐晓兰看来 ，在“互联网+人工智能” 的驱动下，人类的生活方式发生着深刻变革 ；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的驱动下，产业的生产方式将发生深刻变革，人工智能还将深刻影响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进程。她说，中国工信部已组建智能传感器 、智能网联汽车等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 ，推动北京等8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建设等，未来还将携手相关各方 ，在共促人工智能持续健康发展、共建包容共享的人工智能治理规则、共创国际合作新局面等方面大力合作 ，为推动人工智能国际治理体系建设贡献中国智慧 。

　　图灵奖得主、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院长姚期智指出 ，随着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的相互嵌入 ，保持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 的良性互动与协同越来越重要 ，这就需要做好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应用与治理之间的平衡 。然而，人工智能对数字经济时代 的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也提出挑战，不断精进 的算法、高效的算力和隐私保护 是人工智能理论 的新方向 。他认为 ，“平衡包容” 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的建构，将进一步释放人工智能 的潜能 ，更大程度地保证人工智能 的安全性 。

　　作为本次论坛国际支持机构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白雅婷表示，人工智能在疫情应对 、抗击气候变化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也存在算法偏见和侵犯个人隐私等风险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在世界各地愈加普及，需要就公平道德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的构建路径达成共识，国际合作至关重要 。因此 ，要确保围绕人工智能开展的对话真正具有全球性，让每个国家都有机会发声。

　　“人工智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 的标志性技术 ，智能时代的‘大门’已经缓缓开启 。”论坛主办方 、清华大学校长邱勇指出，人工智能治理必须协同多元主体、兼顾多维目标 、融合多元价值，加强全球合作与对话，构建平衡包容 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大学作为人类科技文明 的重要策源地 ，不仅要在人工智能基础理论与技术前沿努力突破创新 ，也要践行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塑造良善的人工智能价值与伦理 ，推动建立科学合理 的人工智能国际治理体系。

　　他说 ，清华大学高度重视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和教育 ，已先后成立人工智能研究院、智能产业研究院、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智能社会治理研究院 。清华大学将继续发挥多学科优势 ，努力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发挥更大作用 。(完)

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作者：李迅雷（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党 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着力扩大内需 ，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3年经济工作要从战略全局出发，着力扩大国内需求 。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增强消费能力 ，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 。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这一提法非同寻常，充分说明中央对于发挥消费在稳增长中的基础作用给予高度重视。那么，应该如何理解消费对稳增长 的重要性 ，如何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如何发挥好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 的基础性作用 ？我认为，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显得非常重要，为此从政府部门 、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这三大部门的利益分配体制机制改革 的角度提出三条建议：

　　第一，增加国家财政对居民部门 的支持力度，稳步提高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 的比重 。依据国家统计局对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抽样调查 的数据加以汇总，我国居民收入占GDP 的比重历年来都在45%左右，而全球平均水平大约为60%，这 是我国消费对GDP贡献相对低 的主要原因 。最近发布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也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近两年来政府通过减税 、降费或退税的方式来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 ，支持企业发展 ，实际上就 是政府部门向企业部门转移收入 。从目前看，尽管这一方式取得了明显效果，但仍难以从根本上扭转“需求收缩”和“预期转弱”的状况 ，说明“授人以渔” 的方式 ，受到了“鱼”（需求）不足的约束 。不妨采取“放水养鱼”的方式来改进，即政府部门向居民部门转移收入。

　　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进行收入转移 ：一 是定向转移，即定向给低收入群体进行转移支付，如增加低保人群收入补贴 ，确保他们不返贫。二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如用财政资金加大填补社保第一支柱缺口 的力度 ，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企业年金 、职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等二、三支柱的体量。三 是实现普惠制 ，考虑到地方财政 的困难 ，建议2023年中央财政发行1.5万亿元特别国债，发放消费券。

　　第二 ，多渠道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提高居民 的消费底气 。二十大报告提出，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为居民部门提供新 的增加财产性收入 的渠道，这就需要政策支持资本市场发展，在当前权益类资产的估值水平总体偏低的情况下，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同时积极鼓励机构投资者的长期资金入市 ，在高水平开放政策下提高外资的入市比例。《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中还提出 ，要完善股份制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分红制度。完善股票发行、信息披露等制度，推动资本市场规范健康发展。创新更多适应家庭财富管理需求 的金融产品 ，增加居民投资收益。探索通过土地 、资本等要素使用权 、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 。

　　第三 ，积极倡导第三次分配 ，改善居民部门内部 的收入结构 ，提高中低收入群体 的收入占比 。我国居民收入结构中 ，高收入群体 的收入占比过高现象长期存在，发展社会慈善事业 、鼓励富裕群体捐款非常必要 。我国目前社会捐款规模占GDP的比重与全球平均水平相比，差距非常大 ，故发展空间也很大。通过促进第三次分配规模不断扩大的方式 ，可以提高中低收入群体 的收入水平，从而促进消费 。

　　总之，增加中低收入群体 的收入水平 ，在防疫政策优化的背景下 ，不仅能够改变需求收缩 的现状 ，还可以提振信心 、扭转预期转弱局面 。国家把更多 的财政资源向居民部门倾斜，比向企业部门倾斜更符合底层逻辑，更有利于稳增长 的可持续性。目前，我国 的资本形成对GDP 的贡献仍在40%左右，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 的两倍 ，未来要实现“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的目标，建议未来最终消费对GDP的平均贡献上升至65%—70% ，资本形成对GDP的平均贡献下降至25%—30% 。

　　（文图 ：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