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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视域下国际传播语境初探******

　　毕永光

　　【提要】叙事语境 是对外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国际传播 的跨文化属性，要求我们必须突破不同文化间的语境藩篱 ，从语言、图像符号的信息本质入手 ，以“平实的陈述 ，生动 的表达”构建叙事语境，减少“中国声音”跨文化传递 的失真率 ，提高“中国故事” 的易读性和亲和力 ，为对外传播在域外“入脑赢心”创造条件。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 叙事语境 传播艺术

　　近年来 ，中国加强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对外传播产品 的供给不断丰富 ，网络 、通信等技术保障日益完善 ，对外传播渠道建设也有了长足发展，与海外媒体开展内容采集 、制作、播发等合作取得积极进展 。

　　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要加强国际传播 的理论研究，掌握国际传播的规律 ，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提高传播艺术。”硬件和渠道建设之外 ，国际传播软件建设不可或缺 ，更是难点所在 。“软件” 是传播内容 ，更是支撑内容的话语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 ，叙事语境 是关键一环 。通过文字、图片、声音、视频媒介制作 的任何单一和多媒介传播产品都存在叙事语境，检验国际传播叙事语境成效的标准是跨文化 的“穿透力”，即对域外受众“入脑赢心”的能力。

　　一 、跨文化传播需要跨越语境鸿沟

　　跨文化传播是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成员所进行 的信息交流行为与传播过程。[1] 跨文化传播 的障碍在于，当一个信息离开它被编码的文化，进入另一种文化并被解码时 ，可能被误读，甚至反向解读。

　　(一)中国对外传播的语境障碍

　　面对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国外传播理论界通常把世界六大宗教作为文化板块区隔的重要参照 ，以基督教(包含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和儒教(儒家思想)为底色描绘世界文化版图的框架。[2] 当然 ，这种划分 是粗线条 的，相同区域性宗教与各国本土宗教信仰 、历史文化、地理环境等相结合，又生发出文化 的复杂性差异 ，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之间 的传播具有显而易见的跨文化传播属性。

　　当前 ，对以欧美为代表 的西方国家的文化传播 是中国开展国际传播 的重点和难点所在，东西方价值观差异造成 的“语境鸿沟” 是必须面对 的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

　　一 是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差异 。东方文化崇尚集体主义 ，而个人主义是西方文化的底层价值观 ，这种差异在东西方国家防控新冠肺炎疫情 的不同社会实践中表露得很充分 。二是“权力距离”的差异 。荷兰传播学者霍夫斯泰德提出 ，在一个特定文化范畴中社会成员与权力之间 的距离是重要的价值观维度。东方社会被认为是“高权力距离社会”，即认同权力是社会的一部分 ，社会组织往往显示出集权性，而西方社会则相反。三是“高语境与低语境” 的差异。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发现 ，东方社会的高语境文化更加依赖含蓄、间接 的表达及非语言交流，而西方社会则 是低语境文化，喜欢开门见山 、直接 的语言表达。

　　中国开展对外传播除需克服价值观差异带来的障碍，还需面对西方对东方历史形成的偏见与歧视，以及美国为首 的西方阵营对当代中国崛起 的刻意抹黑与打压，令跨文化传播难度进一步增大 。

　　(二)寻求语境最大公约数和共情点

　　当前，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 ，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是当务之急 ，这就需要深入研究跨文化传播 的理论与实践 ，在“融通中外”上下功夫 。文化之间 的鸿沟客观存在，难以填平 ，但在其上搭建一座“便桥”，保障传播信息的跨文化抵达是可以做到 的，这就需要寻求语境最大公约数和共情点 。

　　语境最大公约数和共情点有两个层面 。一 是叙事层面 。中国的对外传播要向低语境文化“降维”，回归语言及图像等符号传递信息 的基本功能，删繁就简，在叙事方式及背景关联上力求简洁明了 ，化解不同文化背景受众的解读障碍。简洁明了并不意味着枯燥乏味 ，还需要生动活泼的表达 ，增加亲和力。当年 ，周恩来总理向国外受众介绍新中国第一部彩色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时，把它称为“中国 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是经典 的跨文化传播案例。二 是价值观层面 。“寻找共同点”始终是跨文化传播的密钥 。我们 的国际传播产品在宏观上需将中国特色文化融入和平、发展、公平 、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中 ，中观上需体现法治 、低碳环保、人道主义等普遍认同 的理念 ，微观上则要坚持“以人为本”，大力弘扬人类情感的暖色与人性的光辉。这样的语境才易于在其他文化背景的受众中引发共鸣。

　　在国际传播中 ，语言翻译固然重要 ，但对传播效果 的影响不 是决定性 的。一方面，只有符合跨文化传播规律文本的翻译才会有理想 的传播效果 ；另一方面 ，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机器翻译不断成熟 的背景下 ，一个好 的中文文本同样具备国际传播 的多种可能性 。

　　二、当前对外传播的语境落差

　　对外传播场景包括媒体对外报道 ，展会 、论坛、招商等场合及网站 、新媒体上 的对外宣介，与外国机构、企业及国际组织 的沟通交流，在海外媒体上 的形象展示等 。我们很重视对外传播 ，但实操中往往受制于长期身处其中的文化语境，跨文化传播创新思考、实践经验尚有不足 ，对外传播产品在叙事语境上还存在一些局限 ，影响国际传播实效 。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

　　(一)调子过高

　　在国内传播环境中，内宣体 、文件体 、企宣体、网络体等语境范式，如果不用跨文化传播思维加以“再编码” ，有意识地进行受众场景转换 ，形成全新 的对外语境 ，很容易造成在国际传播中调门过高 、“用力过猛”。主要表现为照搬政治话语 、宏观铺陈 、自我夸大、结论先行等 ，这就等于在外国受众面前立了一堵墙，很难达到传播效果 。

　　(二)意图外露

　　当下中国开展国际传播 ，就是为影响广大对中国不了解甚至有误解和负面看法的国外受众，转变他们 的看法 ，扩大中国的“国际朋友圈” ，服务于海外统一战线工作，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劝服”属性 。但是 ，在叙事中直陈我们的“劝服性意图”，或把官方政策取向直接移植到对外语境中无疑 是不明智 的 。传播心理学告诉我们 ，人们对“隐秘动机”始终是敏感的。如果受众感到传播方有明显 的说服意图，很可能会觉得对方有所图谋，从而不肯相信相关信息。[3]

　　(三)用语不够平实、清晰

　　语言符号有约定性、抽象性、多义性 ，使用语言符号在跨文化传播中准确传递信息并非易事 。中国语言文字博大精深，但在对外传播语境中，要把便于海外受众准确接受放在第一位 ，不应迷恋于华丽 的词汇、恢弘 的排比、复杂的句式。堆砌辞藻貌似高大上 ，却损害了语言表意的基本功能。因此 ，对外叙事提倡“白描式”陈述 ，少用或不用形容词 、副词 ，避免使用令海外受众费解的政治术语 、“热词” 、简称 ，如“弯道超车”“政策洼地”“热土”“海丝”等 。另外，网络体有生动 的一面，但网络空间文化区隔性较大 ，网络词汇是深厚 的本土社会文化土壤 的产物，通用性不强 ，并不适用于跨文化传播。对外叙事使用网络词汇 、“热梗” ，难免遭遇“尬聊”。

　　(四)缺乏好故事

　　近年来 ，我们在“讲好中国故事”方面做了大量探索 ，对外传播产品中故事不少 ，但好故事 、能在不同文化背景受众中引发共鸣 的故事还是不多 。讲故事关键要见人 、见事、见细节 、见情感，要能打动人 ，避免套路化 的叙事。故事 的形态是多样的，有宏大 的故事，也有普通人的故事 ；文字可以讲故事 ，图片 、视频也可以讲故事；可以 是完整的故事 ，也可以 是嵌入式 的小故事 ，一句话 、一张图 、一个短视频都可以承载一个精彩 的故事 。比如北京冬奥会 的点火仪式 ，“燕山雪花大如席”的小故事就把低碳环保理念与中华文化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以上说 的主要 是“术” 的不足 ，这些问题 的解决关键在“道” ，即在价值观层面更好地“融通中外”，寻找对外传播语境最大公约数 。

　　对外传播首要目标是信息抵达，最佳也 是最难达到的效果 是实现共情 ，既让海外受众“心有戚戚然” 。要达致共情 ，必须有“移情” 的能力 ，即认识和理解他人看法和感受，并以令人容易接受的方式传递这种理解 的能力 。[4] 要具有这种能力 ，就要求传播者虚心了解传播对象国和地区的历史、文化 ，了解当地受众 的认知习惯 ，做到知己知彼，因地施策，分众传播 。

　　三 、构建国际传播语境应着眼于提高跨文化亲和力

　　(一)倡导“平实 的陈述 ，生动的表达”

　　中国新闻社在长期从事对外传播实践中形成了“中新风格” ，在叙事语境营造上主张增加人情味 ，摒弃宣传味，采用民间视角和海外受众习惯的语言 ，努力做到“长话短说 、官话民说、硬话软说 、空话不说”。[5] 近年来 ，中新社进一步提出“中话西说”，探索用融通中外 的理念开拓跨文化传播的新路径，并开辟了以“理性对话 ，文明互鉴”为主旨的学理性专栏《东西问》。

　　构建国际传播语境应以“平实的陈述，生动 的表达”为基本导向。平实 的陈述便于理解 ，生动的表达易于接受 ，这 是提高传播产品跨文化亲和力的内在要求 。

　　“平实 的陈述”中 的“平实”是指用平实的态度 、平实 的语言讲述事实 ，语汇 的指代应该 是具体的 、清晰 的而非抽象的 、模糊的，在叙事中降低中国高语境文化中表意“虚”的部分；“陈述”就 是有条理地说出 ，区别于抒情，更不 是煽情。由于文化背景 的差异 ，在对外传播中期待用内宣方式煽情 、制造“泪点”是不现实的。

　　在传播实践中 ，对内容 的生动表达往往易于被受众接受且不易被遗忘 。“生动 的表达”体现在标题制作 、语言组织、叙事架构等方面 ，以小见大 、细节、现场感、生活气息 、人情味等都可以成为生动表达 的载体。

　　“生动的表达”还应该 是简短 的 。简短是传播内容 的浓缩状态，有助提高对外传播效率 ；另一方面，在当今信息爆炸、碎片化阅读为主的时代，简短 的内容更容易被不同文化背景 的受众接纳。因此，在国际传播中应用语言符号时应提倡短文 、短句、短段落，力戒穿靴戴帽 、拖泥带水 。当然，简短 的内涵 是注重对传播内容的提炼，并非简单 的篇幅长短问题。

　　(二)重视摄影和视听作品在国际传播中 的“破圈”效应

　　视听作品包括影视、音像、视频等形式。摄影和视听作品对语言依赖较小 ，更适合在不同文化圈之间传播。加之国际传播有“浅传播”的特征 ，即让外国普通受众对中国有一个大致 的 、表象 的正面印象就达到了有效传播 的目 的 ，这也让摄影和视听作品有了发挥的广阔空间 。

　　“平实 的陈述，生动 的表达”同样适用于视觉和听觉作品。以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为例，对外国观众而言 ，他们通过屏幕看到的就 是一个带有丰富中国元素的视听作品。在举世瞩目的时间节点，开幕式展示了当代中国人 的开放 、自信，中华文化 的简约、大气、唯美 、灵动，自然成为以一当百 的中国形象宣传片。

　　李子柒则 是民间对外传播 的典型案例。她拍摄 的展示田园生活的视频作品将中国节气 、节日 、民俗等文化融入衣食住行之中，以精致质朴的画面见长 ，没有配音 ，更没有英文字幕 ，但这并不妨碍她在海外社交平台拥有上千万粉丝。

　　视觉形象塑造也 是敌视中国 的西方势力攻击 、抹黑中国 的“武器”。充满歧视意味 的中国男子“傅满洲”形象及近些年频现 的“眯眯眼”中国女性形象就是通过视听产品及平面广告等方式传播的 ，BBC 在报道中国的图片及视频上加“阴间滤镜” 的操作更是西方新闻史上的一个丑闻。与之相反，不久前登上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大屏的中国摄影师罗冰的反种族歧视作品《All in Love》，则给外国受众呈现了一个看待中国女性的正向视野。

　　发挥摄影和视听作品在国际传播中 的“奇兵”作用，需要把跨文化传播的理念融入策划 、拍摄、后期制作、平台播发各个环节中，优化叙事语境，不断推出“中国视角，国际表达”的制作精良 、有感染力 的作品 。完成这个目标既任重道远 ，又大有可为 。

　　四 、结语

　　做好国际传播关键在人。要重视国际传播人才培养 ，加强外派 、交流，积累在不同文化背景中从事传播工作的经验；吸收海归人士 、外籍人士加入国际传播 ，厦门大学美籍教授潘维廉就为福建的对外传播做了大量有益工作 ；在中国学习、工作 、生活的外籍网红 是中国开展国际传播需要涵养的重要资源，应为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提供必要 的便利 。在当前 的“自媒体”时代，中国公众每天通过镜头在社交媒体上展示着中国 的方方面面 ，也 是国际传播 的生力军 。应鼓励公众探索国际传播的有效路径和叙事语境 ，充分利用海外社交账号开展传播，让更多的“李子柒们”成为当代中国的民间“形象代言人” 。

　　(作者系中国新闻社福建分社融媒体中心主任 ，文章刊于《东南传播》2022 年第 3 期)

　　国际传播界·2022 年 第 7 期

　　注释：

　　[1] 邱沛篁等 . 新闻传播百科全书 [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2][4](美)萨莫瓦等著，闵惠泉等译 . 跨文化传播(第六版)[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71-89，314

　　[3](美)洛厄里 、(美)德弗勒著，刘海龙等译 . 大众传播效果研究 的里程碑(第三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07-108

　　[5] 中国新闻社记者手册 [M]. 北京 ：中国新闻社，2014.23-24

南佐“古国”：黄土高原上最早 的国家******

　　“宫城”祭祀区出土 的带盖塞陶瓶 作者供图

　　“宫城”区发掘现场 作者供图

　　“宫城”祭祀区出土 的白陶带盖簋 作者供图

　　“宫城”祭祀区炭化水稻出土区域（局部） 作者供图

　　【考古中国】

　　我们常说中华文明五千年。什么 是“文明”？现在一般所说的“文明”，多指对“Civilization”等西文词语的意译，可以理解为国家管理下物质 、精神和制度创造 的总和。“国家 是文明社会 的概括” ，国家固然不等同于“文明” ，但要称得上“文明” ，则必须进入国家阶段 。恩格斯曾提出国家产生 的两个标志，一 是“按地区来划分它 的国民” ，二 是“公共权力的设立” 。按地区划分国民指以地缘关系代替血缘关系，公共权力的集中体现则是“王权”。以此衡量，距今5100年左右 的南佐都邑遗址，是黄土高原上最早出现国家社会的标志，为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增添了又一实证 。

　　甘肃庆阳西峰西郊 的南佐遗址，坐落在黄土高原第一大塬——董志塬上 ，传说中这里是黄帝部族 的重要活动地域，也是以农业著称的周人祖先不窋的老家。南佐遗址发现于1958年 ，1984—1986年和1994—1996年有过两个阶段 的发掘，从2021年开始第三阶段 的发掘和调查、勘探工作，基本确认这是一处以仰韶文化晚期大型聚落为主体的遗址 ，遗址面积在600万平方米以上 ，可能有外环壕 。聚落中部 是由9座方形夯土台及其环壕围成 的面积约30万平方米 的核心区 ，核心区中部偏北 是数千平方米的由“护城河”和夯土宫墙围成 的“宫城”。“宫城”中心为主殿 ，“九台”之外还有多处居住区 、夯土台 、沟渠水利设施等遗存 ，出土了大量白陶、黑陶等珍贵遗物和大量水稻，从多个方面显现出早期国家和文明社会 的气象 。

　　数千人数年建成的“国家级”工程

　　南佐聚落不仅整体规模巨大，而且宫殿 、夯土台、壕沟水利设施等 的建筑工程量也很惊人 。以聚落中部的“九台”来说 ，每座夯土台约40米见方，现存还有5~7米高 ，复原起来就像九座小金字塔。每座台子外周有宽约20米、深约10米的方形内环壕，内环壕 的侧壁及底部有2~4米厚的夯土护壁 ，以防流水对黄土沟壁 的侵蚀。我们推测环壕不仅有礼仪象征和防御作用，而且 是与其他沟壕池沼连通的、有实际用途的大型水利工程。内环壕外还有一周宽约20米 的外环壕，内、外壕总长度估计在5千米以上 。“九台”环壕工程总土方量当在75万立方米以上，以当时的条件 ，大概需要5000人工作1年时间才能完成 。如果以壕沟中挖出来的土夯筑“九台” ，所费工时应当不比挖筑壕沟少。

　　再看中央“宫城”区 。有夯土围墙的长方形“宫城”东西宽约55米 、南北长约67米，面积在3600平方米以上。“宫城”外有宽约15米、深10米多的“护城河”，它 的两侧也有夯土护壁 。加上“护城河”，整个“宫城”区占地面积就有8000多平方米 。“宫城”中部偏北的主殿占地面积700多平方米，两个顶梁柱柱洞直径各约1.5米 ，中央火坛（火塘）直径3.2米——差不多 是两个成年人的身长 ，规模之大前所未见。“宫城”东西两侧还各有一列侧室（侧殿） 。所有这些宫墙 、房墙都以版筑方法夯筑得十分坚实精整，窄处宽1~1.5米，最宽处可达5米，现存高度1.5~3.5米， 是国内发现年代最早 、规模最大 、保存最好的夯土建筑遗存。

　　 “宫城”区建筑材料还包括土坯和最早 的红砖 ，各处地面 、墙壁都以石灰多层涂抹 ，甚至宫墙也不例外，这也 是国内最早大范围使用白灰面装饰建筑 的实例。我们可以想见 ，五千年前 的南佐“宫城” ，到处都 是那么洁白明亮 ，和大家熟悉 的北京紫禁城的色彩大不相同 。我们估计 ，“宫城”区的建筑工程量应该不会少于“九台”区。

　　经勘探和试掘 ，在“九台”外其他区域还发现有多处白灰面窑洞式房屋居住区、夯土台、壕渠水利工程等 ，加上可能存在的外环壕，整体建设工程量巨大 。所有这些工程的主体部分理应 是大体同时建造完成的，因此需要数千人劳作数年，这还不包括建筑工程 的后勤保障在内。据此推测 ，南佐都邑人口或许有上万之众 。也只有出现了强制性的区域“王权”，集合起国家力量，才有可能完成如此壮举。

　　南佐所在的董志塬上还有一些面积为数十万平方米的聚落 ，出土 的精美白陶 、黑陶说明这些聚落的级别较高，可能是从属于南佐 的卫星聚落 。陇东甚至整个黄土高原，分布着大量仰韶晚期聚落遗址 ，但还没有第二处能够和南佐 的规模相当。即便 是秦安大地湾聚落延续到这个时期 ，规模也 是远次于南佐 。南佐聚落如此大 的体量 ，“九台” 、壕沟和宫殿建造所需要 的强大组织调动能力 ，当是区域公共权力或者区域王权出现 的最有力证明。南佐都邑大概是从周围迁入很多人口，集中规划建设而成 ，这必然会造成一定程度 的血缘社会重组 ，形成具有地缘关系 的早期国家组织 。由此推断 ，当时在黄土高原地区应当已经出现了一个以南佐为核心的“古国” 。

　　中轴对称建筑格局的滥觞

　　南佐都邑及“宫城”具有清晰的中心对称 、中轴对称格局 。“九台”及核心区位于聚落中心，“宫城”位于“九台”中心，主殿位于“宫城”中心，大火坛位于主殿中心 。主殿坐北朝南 ，从主殿大堂后部两个顶梁柱中间，向南到主殿中门（共有三门） 、“宫城”南门，构成大致南北向 的中轴线，东西两侧 的侧室（侧殿）和壕沟对称分布。

　　再放大一些视野 ，“九台”中的北台就在这条中轴线 的北端，东西两侧各有四台互相对称。“宫城”南墙外还有一道与其平行的外墙，类似后世 的萧墙或影壁 。外墙的门与“宫城”南门错开几米，两道墙之间 的空间兼具瓮城功能，增强了“宫城” 的封闭性和防御性。如此布局严整的多个圈层结构 的南佐聚落，应是阶级秩序的礼制性体现 ，开后世古典建筑格局中轴对称的先河 。

　　我们推测“九台”和主殿应当主要 是祭祀礼仪场所，“宫城”区部分侧室（侧殿）有可能作为首领人物 的居所。我们注意到由窑洞式建筑组成的普通居住区基本位于“九台”以外，推测“九台”所围绕 的30万平方米 的核心区，可能整体都属于与祭祀相关 的“圣区”或者贵族居住区。这 是一种将神权和区域王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以王权为核心的建筑格局，凸显了王权至上 ，与西亚等地神庙和王宫分开且以神庙为核心的情况有显著区别。

　　礼制出现和阶级分化

　　南佐“宫城”区出土了白陶 、黑陶 、绿松石珠等贵重物品 ，成套 的彩陶、朱砂陶 、白衣陶、白泥堆纹陶 ，涂抹朱砂 的石镞、骨镞，以及大量炭化水稻遗存，与普通居址区形成鲜明对照 ，显示当时不但有了较高水平 的专业化分工 ，而且已出现礼制和阶级分化。

　　白陶、黑陶在黄土高原罕见，但在南佐“宫城”区却发现不少 ，精致者陶胎最薄处仅有一两毫米 ，表面光滑细腻，有釉质光泽 。如此轻薄精美 的陶器，理应用快轮拉坯的方法制作 ，但我们一直没有在陶器上发现快轮旋转痕迹，制作工艺还 是个谜 。制作彩陶是黄土高原 的传统，南佐有些彩陶表面有釉质光泽 ，有些彩陶成套出土 ，具有礼器性质。比如在主殿以东祭祀区就集中出土9件小口平底 的彩陶酒瓶，每件高度都在60厘米左右，还都配有特殊 的盖塞——可既盖又塞，以防止酒精挥发 。南佐的朱砂陶 、白衣陶、白泥堆纹陶等也都是具有祭祀礼仪性质 的特殊器物。朱砂常涂在一种带有圆饼装饰的鼓类器物上 ，器表内外涂白衣 的做法则见于簋 、双腹盆 、钵 、缸 、罐 、瓮等很多器物上。白泥堆纹陶罐在其他遗址很罕见 ，但在南佐仅“宫城”东部祭祀区就出土数百件，大小不一，可能 是成套 的祭祀礼器 。经测定，南佐大部分陶器烧造温度在1000℃以上 ，最高达1116℃，而一般新石器时代陶器烧造温度在700～1000℃之间 。令人惊讶的 ，还有“宫城”东部祭祀区数以百万粒计的炭化水稻 的发现，粟、黍数量极少 ，反之在“宫城”其他区则绝大多数都是炭化粟 、黍 。黄土高原农业本来就以粟、黍为主而少见水稻 ，以珍贵的水稻献祭神祇祖先 ，也应当是礼制 的反映。

　　南佐“宫城”区出土物还体现出与长江中游 、黄河下游等地区的远距离联系。白陶、黑陶都最早出现于六七千年前的长江中游地区 ，南佐这两类陶器 的出现有受到长江中游文化启示 的可能性 。尤其 是南佐不少黑陶属于夹炭陶 ，这也 是长江流域的古老传统 。有意思的 是，南佐有 的黑陶仅覆盖陶器表面很薄一层 ，已能做到很好地控制渗碳层厚度，工艺技术和良渚文化最为接近，不排除与良渚文化有交流 。据科技考古检测，南佐白陶所用原料为高岭土和瓷石 ，高岭土质量与后世制造白瓷 的瓷土质量接近，瓷石原料可能产自南方 ，有些白陶上面 的海洋结晶涂层原料可能来自海岱地区 。黄土高原不产绿松石、朱砂 ，南佐的这两类原料有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 的可能性。大量水稻不排除当地种植 的可能性，但也有可能是从长江中游等地远距离贸易获得 。可见南佐“古国”应当存在对远距离贸易获取稀缺资源的控制，这也是国家社会 的特征之一。

　　目前，南佐 的考古工作才开了个头，很多谜团还有待后续解开 。但据现有的发现就已经能够证明，中华文明和苏美尔文明 、埃及文明一样， 是诞生于五千年前 的三大原生文明之一 。

　　（作者 ：韩建业，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博导 ，南佐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

　　（文图 ：赵筱尘 巫邓炎）